飄浮的種子：二二八與我的外公
陳文茜〈時報周刊2011年2月1723期〉
我的外祖母曾告訴我，外公是顆不安定的種子；有時掉落土裡，長出了根，就成大樹；有時隨風飄揚，去了連自己都忘記來路的地方，就此歸落天涯。
外公生於1905年，日本明治時代後期。二二八事件，是他人生的分水嶺。之前，他以生為中國人為榮，之後以中國為恥；之前，他的生命充滿了勇氣，之後他活於恐懼之中。二二八事件時，他才四十三歲，但事件闖入了他的生命，徹底改變了我的外公，也等於提早結束他的人生。愛發議論的他，從此不言不語；呼朋引伴的他，寞落晚年。連斷氣的那一刻，都是孤伶一人，沒有親人相伴，頭點下，闔眼，終了一個不幸時代知識分子的一生。外公的家世太好，以致他過度浪漫，不知世道險惡。台中自由路的老家，連樓梯木作都是福州師傅講究打造的。外婆常感慨，他一生沒有錢的概念，甚至忘卻自己有妻小這回事。
1905年出生的孩子，長到十五歲，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。他先依父親指示，表面上買了船票到日本進修，沒多久即想盡辦法從日本再搭船到上海，「投奔祖國」修讀中文學校。我的外公，正如同一個世代的賴和、楊逵，不甘願屈身於日本殖民地下當二等公民。二十歲的他，不只毫不遲疑地投靠「祖國」，還加入了「中國共產黨」。他富有的鹽商爸爸，知曉此事，發一份假訃聞電報，內容簡單無比：爸爸死了，回家奔喪。外公匆忙收拾行李。直到抵達基隆碼頭，接他的長工才告知，這是父親製造的騙局。
二二八改變外公一生
我與外公並不親，他在我四歲時，一人孤獨地坐在椅子上，氣絕身亡。二二八發生，外公初期避躲南投山區半年至最終身亡斷氣，時間約莫十四年。這十四年裡，他最好的朋友楊逵入獄火燒島；他最疼愛的七弟，因著他的關係擔任謝雪紅祕書，永別了父母家鄉，終生音訊渺茫。外公躲過了一時浩劫，卻躲不過晚年的悲愴。夜裡哭喊弟弟的名字，有時則像發了瘋，大叫「有人要抓我」。白天他逃不過心裡的煎熬，經常大賭，賭到家裡數十萬現金，只剩不到一萬現金。
我的外婆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，她無法理解大時代的殘酷。目睹家道一夕之間崩落，人生第一次憤怒地責罵不負責任的丈夫。外公就在外婆的罵聲中肺病發作，吐了滿身的血，血噴滿地，染紅了這個家庭從此不祥之路。
在一個占地 兩百坪 的日式大宅子裡，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發生。接著我出生、搖搖擺擺地站起來；年幼開始有記憶之事，只有外公彎曲咳嗽的背影。我出生的時候，外公幫我取名「陳文雪」，我弟弟出生時也是他取名「陳文逵」，一個紀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謝雪紅，一個紀念他坐牢的好友楊逵。我的媽媽雖是外公最疼愛的女兒，卻因從小家境太好，初高中已坐黑頭車上學，沒一丁點父親左派的遺傳；嫌棄「文雪」像「菜市場」俗名，便從翻譯小說《小婦人》裡找了一個「茜」字；可惜此字看起來雖然時髦，但真念對的人極少。小時候，老師總念錯我的名字，成了「陳文西」。
外公雖早逝，我仍一直活在他的影子裡。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書桌上寫功課，磨高級老硯台。阿姨們曾說外公晚年曾拿菜刀警告女兒，「誰嫁給外省人，不如把她剁給豬吃了。」但外婆又說，他像神經病，老愛秀沒人聽得懂的上海腔國語。在我家裝藏骨董的和室裡，有一只宋朝的瓷器，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裡裝著來自中國的銀製小盤、貝殼小魚、銅器骨董。
楊逵晚年遇著我，聽著我是何集璧的外孫女，高興地抓著我的手，說當年外公與朋友創辦台灣第一本文學雜誌《台灣文藝》時，外公力排眾議，非找楊逵當總編輯不可；外公為此特地上山找著了砍柴的楊逵。楊逵說，沒有我的外公，就沒有〈送報伕〉這些小說的發表。
投入黨外，與家人鬧翻
外公死了之後，我們家無人從政。這是一個嘗盡政治冷暖的家庭，直到我二十歲參加黨外運動。疼愛我的二舅從美國飛回來怒責我，問我要走上外公的後路嗎？我兩度辭去律師事務所及《中國時報》主編工作，為 林義雄 太太等助選，一毛錢收入都沒有。母親痛責我，我回答她，「錢不重要。」結果當年除夕，我每吃一口肉，夾一道菜，媽媽就諷刺，「妳不是說錢不重要嗎？若不是錢，這些食物打哪裡來？」第二天，媽媽上班，我找搬運公司，收拾私人衣物，離開我與母親僅緣分不到五年的家；從此將近半年，斷絕母女關係。直至媽媽找了我的好同學，上山看我住在一個 十坪 大的小套房，媽媽大哭，只說「我不是趕妳走，我只恨妳為什麼參加黨外，妳不怕被關，毀了妳的一生嗎？」
1986年我出國讀書，全家從此才鬆了口氣；1995年，我再回國從政，台灣已走上民主，再也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業的代價；我的家人，才與我和解。
在外公的家長大，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尋的答案。我的博士論文原主題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殺，從二二八、南京大屠殺、納粹大屠殺、接著以色列殺巴勒斯坦人……，我的研究，原本從「恨」開始，卻在「寬恕」中結束──當我閱讀愈多歷史時，我發現屠殺是一個多麼容易不斷循環的悲劇；屠殺是歷史上國族統治者為統治利益創造殺人藉口的手段，歷史上層出不窮，根本無關族群，族群往往只是藉口！
我在外公所遺留的人生悲劇中，從此竟與他走上不同的路。我不願步他後塵，一輩子迷信「國族主義」，從一個民族主義，逃向另一個族群主義。瞬間，我也成了另一顆無法落根的種子。
1996年施明德主張「大和解」，民進黨基層群情譁然。我並非權力核心，事先不知情，當晚我接受張雅琴《TVBS》晚間新聞專訪，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令民進黨群眾難以置信的話，「我支持大和解；這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一群人恨著另一群人，二二八的屠殺是蔣介石及其部隊的責任，不是外省人的責任！」我含著淚說著以上的話，腦海裡想著我那孤獨彎曲不斷咳血外公的身影。
是的，我親愛的外公，我身上留著你的血液。你的偉大與你的潦倒，你的時代與你的痛苦，一一收在我的心中。我無法還給你具備尊嚴的晚年，但我同時願意繼承你獨特的熱情、慷慨與勇氣；我相信，愈愛你的人，了解時代愈深，也愈願意寬恕這一切！
外公過世後，我常常一個人在台中大院裡轉來轉去，日本式的木條柵欄擋不住不幸一點一滴地侵蝕這個家庭。外公生前在院子種下仙人掌，蒼勁依舊，可是主人早已枯萎，不論他的軀殼還是生命毅力。另一棵夾竹桃，被二舅舅在某個暑假狠狠砍了；他說這是一棵含毒的樹；好像說著外公正巧碰上的時代。─他的人生種子落在明治後期，二戰期間。在人類時代的劇本裡，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漂浮的種子，沒有早一步，也無法晚一步，剛巧遇上了往前往後都沒有退路的台灣人命運，除非他願意出賣自己。二二八時，他等於已經死了一次，但他逃掉了；接著，在一切的棄絕中，祖國、家庭、身分、情感，……所有的棄絕皆發生後……他的軀體棄絕了他。他死的時候五十七歲，只比現在的我大四歲。
外公悲愴的晚年，給了我從政時期奇特的啟示。當我覺得為了權力或生存，已不忠於自己的心時，千萬不要逃，不要投降，不需躲避。該來的，讓它來；該離去時，勇敢地離去；人生不用拖泥帶水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