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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新聞》電視大導改拍電影 馮凱:我要置之死地而後生
》林靖傑









不被看好的《陣頭》大賣 片子和導演都紅了



台灣電影復興現象,在今年春節達到高峰,八部國片搶攻春節檔期,當仁不讓當賀歲片。其中有輸有贏,原本聲勢看漲的,票房不盡理想,原本不被看好的,反而異軍突起。《陣頭》便是後者中的佼佼者,從春節上映迄今十一周,票房已逾三億,僅次於《海角七號》、《那些年,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、《賽德克‧巴萊》,從不被看好,到大爆冷門,成為黑馬中的黑馬。這就是電影令人既愛又恨的地方,你永遠說不準市場的風向,暴起暴落,充滿傳奇。

那些票房成功的電影,真的祇是運氣嗎?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?

《陣頭》導演馮凱,母親是知名電視製作人周遊。出身電視世家,加上自身努力,躋身為一線電視大導,最知名的作品是十一年前民視八點檔《飛龍在天》,這齣電視劇紅到什麼程度?當時許多牙牙學語的小朋友喜歡來一段《飛龍在天》的主題曲,博得大人滿堂彩,由此可見一斑。

然而,電視大導馮凱畢竟是電影新生,跨足電影一出手就直取春節檔期,有人為他捏一把冷汗,有人等著看笑話。最後成敗論英雄,他證明了他的成功,並悟出電視與電影之間,確有極大差異,卻也並非存在不能跨越的鴻溝。

華視大樓斜對面的一家素食餐廳,是馮凱指定的對談地點,這家尚在裝潢的店面,是他新開的餐廳。吃素一年多的他,身形粗大,橫眉而視,一不小心你就會以為他混道上的。這位道上兄弟隨興將倒扣在桌上的椅子搬下而坐,開始一段細膩的對談。




停了兩年,讓一切歸零
一直在找那個對的味道


林:老實說,在戲院看的時候,前十幾、二十分鐘,我有點冒冷汗,因為我覺得「糟糕,會不會太電視了點?」但慢慢的,看到他們扛著大鼓去行腳,覺得愈來愈好看,因為有一種很真實的東西跑出來,這可以扣到觀眾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活的一些經驗。

馮:因為我是盡量順拍,所以在前面,很多還撒不開來,心情還是緊張、害怕的,所以就用比較保守的方式。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我前面有比較刻意悶著拍,等到你出去走走,那個視野「啵!」,就會豁然開朗。要不然前面就去拍很電影感的氣勢,大度山的那個美,相對後面走出去的時候,那個開朗,落差會比較少。

林:在拍攝過程中,有一直在拿捏電影美學跟電視美學之間的差異嗎?

馮:拍之前就在拿捏了,我足足停兩年,讓自己進入一個歸零的狀態。

林:這兩年沒拍其他東西?

馮:沒拍任何東西。講一句不客氣的話,我拍電視劇太熟練了,熟練到已經用很多經驗跟習慣在拍,也因為這樣我才拍到害怕,覺得「靠北!哪安內?」(台語發音)未來的路你要怎麼走?所以才停下來。電視台很多人跟我講說,人家現金放在你門口,你一腳就把它踢走。我說,是這樣啊!是啊!這兩年我的腦袋裡大概都是這部電影,不停的就是電影、電影。電影好玩也在這裡,類型八千多種,你會認為,「這樣是對的嗎?這樣是對的嗎?」有時覺得這樣不錯,有時那樣不錯,就一直在找那個味道。




電視用六百個時說故事
電影用二小時說一個情緒


林:在找的過程中,你應該也會不斷跟過去的經驗做對話,兩年下來,你有沒有整理出比較明確的想法,關於電影跟電視的差異?

馮:到最後我終結,因為電影多元,它的包容度也相對大。而且它有個很特殊的地方,就是當你決定這個題材時,它已經輸贏了。

林:這裡還有個執行態度的問題。因為同樣的題材,它可以被粗製濫造做掉,或者被非常虔誠認真地拍出來。台灣電視環境先天上不是那麼完善,一般人會對電視有粗製濫造的刻板印象。你拍這部電影,會不會覺得電視跟電影之間有落差?

馮:很大,落差很大。最大差異是電視可以用四十、八十、兩百、四百、五百,甚至六百個小時說一個故事,電影就是要用兩個小時說一個故事,或是說一個情緒,所以它的精緻度、張力、說故事的方式完全不一樣。

林:視覺美學也不一樣?

馮:當然完全不同,可是,有一件事情不會變,處理人的情感。電影美學、畫面構圖或是什麼,對我來講就是你再要求多一點,比電視再多、再多很多。還有就是習慣的調整,拍電視我最高紀錄一天拍一百一十二個鏡頭。

林:侯孝賢常常一天祇拍一兩個鏡頭。

馮:所以到後來我就知道,打燈要三個鐘頭,就用這時間跟演員溝通,不停溝通這部戲。




眼睛閉起來想到畫面
出了戲院後還能有餘韻


林:一部電影拍得讓大部分觀眾看得進去,看得懂,通俗好看,光這點就很不容易,而你做到了。你有從過去豐富的電視八點檔經驗中,拿取什麼放到這部電影來嗎?反過來說,拍這部電影的經驗,會不會提供你往後拍電視劇不一樣的養分?

馮:我覺得拍電視的時候,一個最大最大的根,能夠幫助拍電影,就是我們處理說故事、處理人的情感,必須要渲染,就是要很直接。

林:它不能說得很隱諱,那個故事線條要很清楚,觀眾才跟得上。所以要讓觀眾看懂,是電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。

馮:電影不也是一樣嘛!

林:電影常常不能太白,我們要把一些東西藏在後面,才經得起咀嚼。

馮:你要讓他咀嚼,但是也要給一個脈絡,這是拿捏問題。拍這部電影來說,我祇有一個初衷,就是進來要看得懂,出戲院時會想、會哭,晚上眼睛閉起來想到電影這個畫面,還會有很多餘韻,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。




從生活裡去找戲味
光劇本就搞了一年多


林:談一下寫這個劇本的過程。改編真人實事的學問很大,不能百分百照它,那就變紀錄片了,真實故事也不見得有那麼多戲劇起伏與衝突。

馮:「九天」的真實故事祇有環島、爬玉山,還有裡面的生活是照他們那樣的生活方式。

林:父子衝突?

馮:沒有。

林:兒子來帶團這個設計?

馮:沒有。

林:與另外一團之間的衝突?

馮:沒有。

林:也就是說,這些東西是在真實基礎上,思考如何讓戲更好看、更有衝突時加進來的,那這個過程,你劇本應該翻過好幾番?一開始是怎麼翻這個劇本?

馮:一開始「霧煞煞」(台語),祇知道要做陣頭,陣頭怎麼做?我們跟「九天」聊完後,我知道環島一定有戲,爬玉山也一定有戲。那戲從哪裡來?從生活來。生活是什麼?你怎麼去連結?三幕劇一定要有個對抗,所以變成有兩個團,就是這樣子湊出來的。我們光劇本就一年多,這一年多不是說想到才來開會,我們幾乎是一個禮拜到二個禮拜一定碰一次,非常非常密集。

林:跟你過去拍電視劇經驗很不一樣,投資報酬率差太遠了。

馮:對啊!低到不行,所以我覺得運氣很好,碰到願意跟我一起做的人,一個傻B、一個文青,我們都這樣開玩笑,許肇任跟莊世鴻。

林:文青是哪一個?

馮:文青就許肇任啊!我一直拉他不要變成文青。莊世鴻在很多細節上做琢磨,他永遠都在那個細節上面,剛開始我們在找調子、找故事,他一直在丟東西,我說,好啦,細節不要急,可是那個衝撞就出來了。帶他們兩個到「九天」看故事,他們很清楚我先找人物,才有「九天」的瑪利亞,才會有阿成檳榔。

林:瑪利亞是?

馮:瑪利亞本身就是「九天」的人,他就是那樣。

林:他很搶戲。




我就是要拍商業片
沒打算拍藝術電影,我也不會


馮:中間有幾稿最後一場不是表演,祇是公路電影,他們最後回到「九天」就結束。我說不行,那個Touch跟我要的不一樣,我不是要那種紀錄式的電影。

林:假如沒有最後那一場演出的話,就會比較像一個文藝片。

馮:沒錯。我要的不是這個,我就是要拍商業片,我沒有打算拍一個參展的藝術電影,從來沒打算,我也不會,你要我停在那邊拍一顆樹三十秒,放到電影去,我不會,我剪不下去,每一個導演的養成跟背景不一樣。可是電影最好玩就是都有成功的機會,完全失敗或者成功,也都在一線之間。有些人在影展成功,有些人在市場成功。可是電視祇有一種,叫做收視率,叫做市場,我是在電視裡打滾出來的,這變成習慣了。

林:拍這部電影,對你未來拍電視會有什麼影響?

馮:影響大了。電視就是一直在說,廢話很多,可是電影有時候又太不說,那我們把它Balance一下,找到一個中間線。情感不一定要用說的就可以表達,或用最精簡對白,完全是一個新的節奏,新的思維,電視導演不會用畫面說故事。

林:可是台灣的電視操作還是太快速,不像你弄個《陣頭》劇本弄一年多,電視常一兩天就要弄出一個劇本,所以故事可信度不夠,演員對話不夠真實。

馮:很簡單嘛!因為他要量嘛!他每天要做兩個鐘頭嘛!我為什麼跳離開就是因為這樣,我覺得那已經不是常態,那是變態,我每天要拍兩個鐘頭,我七天七夜不睡覺,也拍不出那個量,所以我祇好爛啊!祇好濫竽充數。

我現在拍的那個三立都會台八點檔,每天一個鐘頭,多一分鐘我不幹,當然它的精緻度會比那兩個鐘頭都好啊!八十集最大底線,多一集我也不拍,我就把這個態度拿出來,甚至影響到整個電視台願意接受。


不要西餐,寧要豬腳麵線
下一部還是拍台灣人的題材


林:聽起來你拍《陣頭》有點像你個人的一個心靈之旅,經過這趟,你好像找到某些新的能量,再回到你原來的場域注入新東西。

馮:是啊!人生不就這樣嗎?我沒有退路啊!我要置之死地而後生。那時候電影圈根本不知道這是誰,「他可以嗎?他會嗎?他拍得成嗎?」很多人是用看戲的心態,其實我接收到了,我告訴所有身邊的人,這部電影沒有拍完,我不會回電視圈了,我就把話說死,這個臉我丟不起,被你們笑一輩子,我不願意。

林:這個電影會成功,很大部分是真實感做得非常足,你們在事先有做很多田野工作嗎?

馮:我在做劇本之前,就已經台中、台南、台北、嘉義到處討教問陣頭的事情,找了好幾個才碰到《九天》,一碰到《九天》我就決定要做它的故事,因為知道環島一定跑不掉,有空閒就開著車帶著老婆到處跑,光環島就跑了三、四趟。

林:現在回頭看,這個基本功是省不了的。

馮:其實在每一步踏出去的時候,你一定都會得到一些什麼,那不一定當下能反映,可是你在寫劇本時,就知道你要浸進去,要跟他一樣。

林:你接下來的電影,還是會朝著台灣人情系列嗎?

馮:短期內不會變。

林:所以要拍Local的題材?

馮:不是,是要拍台灣人的題材。你可以拍很都會的,可是它就是要台灣人,就是要找到一個符號,像陣頭、像夜市,像吃我可能就不是拍西餐,而是拍豬腳麵線,它的符號必須是台灣的,可是要用放諸四海皆準的情感跟故事去說這樣的精神,才能走出世界,才有資格站上國際舞台。
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新新聞》1308期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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