麗思的部落格

舊版的《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七十二天》

胡子丹先生，安徽蕪湖人，四零年代末五零年代初白色恐怖受難者。原擔任永昌艦電訊上士，無故受軍法審判，自1951到1960囚禁年在綠島新生訓導處。於解嚴後的1990年，以化名「秦漢光」出版《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七十二天》一書。後來，於2001年，又將原書改寫，以本名出版了《跨世紀的糾葛》，由國際文化出版。這本回憶錄曾得到第一屆「劉紹唐傳記文學獎」。


在綠島種種，且當故事講、好比笑話聽、回味了一個永恆的夢，無恨、無憎，笑不出來，也沒有眼淚，想到了就想到了。可是怎能忘，不可能忘喲！

胡子丹《跨世紀的糾葛》



我剛剛思考了一下，參考 inin 先前的建議，我決定先以五零年代最無辜受難的前輩為起點，介紹他們的回憶錄。

另外，我決定先介紹那些不會過於悲傷、沉痛、看完之後會整夜心情不好的回憶錄。我想，有時候閱讀他人生命中的痛苦，不免會給自己的情緒也帶上枷鎖。我想在開端之初，最好先避免掉這樣的狀況。自然，那段時間總是帶來創傷的。但是隨著不同書寫者的人生態度，在回溯的時候，無論是篩選的段落、或是個人修辭用語的習癖，總是會使這本回憶錄充滿不同的「個人風格」與閱讀感受。


我決定先以胡子丹先生的回憶錄為起點，首先是因為他的書寫風格不會過於沉重，也不時浮現個人敦厚而寬容的特質。同時，從這本回憶錄裡面，也能夠幫助各位讀者稍微體會一位外省人，在從中國因戰亂而流離到台灣的過程中，同時受到日本帝國侵略、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內戰、以及來台灣後又受國民黨深刻迫害的無助命運。對於理解在白色恐怖中約佔四成的外省籍受難者生命經驗來說，這些回憶錄或許是幫助我們神入（empathy）各種生命經驗的一種管道。

胡先生是海軍白色恐怖的受難者。關於這段歷史，目前學界或民間的理解非常匱乏，而官方目前承認的受難者人數是一千多人。但當時，許多被強迫抓兵或志願從軍的娃娃兵，卻在來台之後，立刻關進黑牢中，在未經過正式或或形式上審判的情況下，被槍殺、活埋、或囚禁。胡先生就是這個脈絡下的其中一位受難者。


一本回憶錄可以有許許多多的讀法，我這邊所選擇的閱讀軸線，毋寧說只是其中的一些可能而已。

比方說，我們大概可以想像：對於一個家在對岸，卻因為戰爭之故而流離到異鄉的受難者來說，突然被囚禁在一個小島，就立刻遭遇到各種難以克服的困境。有別於本省籍受難者還可能得到既有人際網絡支援（雖然有更多情況，會受到特務系統或訓導處官僚的阻礙，從中要求收賄或與家屬發生性關係，或恐嚇不得再來接見），得到在荒島生活中的一些物資援助或情感支持。外省受難者的困境，是既面對到戰爭造成流離的生死別，又在一個當時還陌生的島嶼，受到流亡政權極為嚴厲的人權迫害。無論是坐牢期間的強烈孤寂，或是刑期結束時缺乏保人的困境，乃至於出獄後面對缺乏社會網絡與溝通語言的「大型牢籠」，都使得受難者必須不斷尋求自我調適心情的方法：


「在綠島那麼多日子，被安排的活動已經夠忙，我自己還計劃：在極短極零碎的時間空檔裡，硬塞進自己預謀的節目。你一定奇怪，在那段茫茫而沒有指望的日日夜夜，有沒有人傷心掉淚？有沒有人自我解決？

有！有！我肯定告訴你，當然有。傷心掉淚你看不見，自我解決的事不是新聞，只是被淡化，甚至封鎖掉。很多人在一起哭的機會不多。單獨一個人，不一定是在做工。主要一人獨處，手頭沒事，心中真空，一鬆弛，會一陣陣心裂，眼淚麵糊般往下滑。」


我一直在想：
在眼前的環境裡，
我要怎樣生活才能有益無害？
不僅對現在，
也對未來。
任何人在一生中要做多少次決定。
我很幸運，
這一次做的決定，
我執行的非常徹底。
而且，是一個正確的決定。
我決定：
哪怕得知明天要槍斃，
今天如果被許可，
我還是要運動、要讀書。」


胡先生不但記下了自己的心路歷程，也記下了當年在綠島所見許多「同學」的生活態度與經歷，比方戴振翮、傅朝會、楊逵等受難前輩的行止風範（尤其是楊逵前輩能以「壓不倒的玫瑰」的態度，以高齡參加了綠島的長跑比賽，深深感動了當時綠島的眾多難友，那風範在多年之後讀來，還是讓我深深神往）。胡先生之所以能在綠島度過那孤寂十年的另外一個原因，或許就是因為他能用比較同情的眼光，去看待身邊的人事物，包括同樣受難的其他朋友，甚至是監獄中的長官與獄卒。他認為大家都是這個時代下受到排擠的邊緣人。

「囚犯們是乾脆被冤了，被送來綠島。獄卒們呢！應該是被認為次等貨色罷，也被派來綠島。兩種截然有別的身分，相聚一起過著相同的遠離人間生活。也是命！緣！一齣戲。」


又像胡先生在書本的最前面，他幫這本回憶錄提了這樣的小小開頭：


謹以這本小書，
懷念1951至1960年，
生活在綠島的朋友們，
不管是囚犯或獄卒，
祝福您們：
愉快、健康。


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的五零年代，省籍情結其實是另一個今日難以啟齒，卻又確實存在的社會現象。胡先生在書中記下了他這樣一個「外省郎」，如何在漫長的囚禁歲月中，得到許多本省籍難友的照顧，還有彼此互動與結為好友的過程。他寫下這樣的一段反省：「外省人在那悲情歲月悲情城市中，在本省人的腦海裡，豈止相等於毒蛇猛獸，更是恐怖、卑劣的代名詞；這般醜惡印象是如何造成的？值得外省人，尤其是有權柄的外省人深思」。

回憶錄裡面有許多小故事。比方他敬佩的幾位本省籍難友，例如曾經一起閱讀古文觀止的廖金照校長（曾任豐原瑞穗公學校訓導主任，是呂赫若先生的學長，後來從綠島調回後判處死刑）。胡子丹先生記得，當時綠島發生了「不祥的調動」，要把部分受難者調回台灣（其實是要處以死刑）。廖金照先生離開綠島的寢室前，當著指導員的面，微笑的把那本「古文觀止」送給了胡子丹先生。胡子丹先生當時對於廖先生的命運有著不詳預感，而寫回憶錄的時候，胡先生很懷念當時兩個人在綠島砍柴時，一起閱讀的回憶。胡先生並不知道廖先生後來的命運，因此他在回憶錄裡寫道：「我好奢望，有人看到這本回憶錄，能告訴我，廖金照現在人在何處？」

胡先生記下在許多日常互動中，他怎麼與原本討厭外省人的難友建立起深厚友誼，而且同樣了解彼此都是時代下的受害者。我後來曾看到胡先生與同隊的本省籍難友一起出席，與年輕人談論當年在綠島上所發生的悲慘過往。實際上，透過這樣的閱讀，我們也可以慢慢理解，當年確實在國民黨政府的系統性侵害下，使得具有不同歷史經驗的群眾，產生某些源於真實生命經驗或刻板想像下的隔閡。但實際上，將流亡的外省人們輕易全視之為「加害者」的措辭並不妥當：同樣來自外省的人群中，有人深刻的體驗了官方的殘酷，並進行反省；而在受難的前輩之間，也透過彼此的親身體驗，而瞭解到這樣的刻版情結其實無法輕易標的出那些「加害與得利者」的範圍。


不過，除了這些比較沉重的「軸線」外，胡先生這本回憶錄的另一項特色，是他能以比較平靜的心情，寫下當年綠島「日常生活」中的一些片段。例如當年在演樣板戲過程中，與女難友產生的淡淡情愫（兩人再相見時，卻已經是中年之後）；他與難友學習日文、英文，並且在綠島上教導其他新生英文；當年因官員規定要每天補充固定數量的蒼蠅、老鼠而產生的「地下動物交易市場」；還有在綠島靜靜觀海與自我思索的歲月。

我記憶特別深刻的有趣段落是，當胡先生刑期已滿時，身為外省人，因此他根本不奢望會有人保他離開綠島，他相信自己會老死在綠島。因此當他拿到保單後：「我不知道把保單塞到哪個地方。每天每天，生活還是老樣，早餐後去助教室上班，中午回隊上吃飯，下午再去，再回。不是勞動，便是教書、出公差、打球，或是排戲，一切正常。」

後來在病號洗澡時，無意間遇到一個因軍艦擱淺而來到綠島洗澡的舊人，才讓她意外的找到保人，離開綠島。


胡先生在回憶錄的最後寫道：

「上船後，回頭看到特務長站在岸邊向我揮手，襯托在他背後的，是叢叢矮矮的野波蘿，層層灰色的中寮村，逐漸後退後退，碧綠蒼翠的遠方山崗，在一片耀眼的陽光下，冉冉移位。心中一片心酸，這麼一串串長日子，生命中最精緻稚嫩的一頁頁，就被綠島寫上了永難忘懷的紀錄。一陣惆悵，一陣淒惶，是命運戲弄了我？還是我編織了一個漫長而不精采的夢？」

「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，好長好長的一個夢，此夢難醒卻終於醒來。但願接納我們的是一片光明、乾淨、平和、純淨的空間。我的未來不是夢！千萬千萬不能再是夢！」


雖然，胡先生後來對我們說過，真正的地獄是在出來之後。這幾乎是我見過所有受難者都說過的心聲。




附註一：在一九九零年版，胡先生之所以化名「秦漢光」，其實是因為他年輕時頗為英俊，因此在綠島經常被指派上台演樣板戲，並曾經在過程中與綠島的一位美麗女難友「五十九號」有過淡淡的情愫。當時他們合演過的一齣戲叫「浪淘沙」，他便是擔任其中的腳色秦漢光。因此在當時解嚴之初的肅殺氣氛下，胡先生決定以這個化名發表回憶錄。

附註二：關於胡先生當年以娃娃兵身分，匆匆訣別親人，爾後在海上聽到上海給共黨佔領的消息，那種多年之後依舊的心痛與遺憾，可參考胡先生於《流離記意：無法送達的家書》中收錄的文章，由印刻出版社出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