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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貼自"群群的爸" ,謝謝!


性向.學與用(作者:王溢嘉)






我聽我太太說,當初她考上北一女時,學校為她們做了一次測驗(大概是智力或性向一類的測驗),然後她被分到某班。讀了一段時間後,才知道她們這一班將來是要考文組的。後來她考上台大中文系,畢業後也一直在從事文化事業工作。


我的遭遇則不太一樣,當年我所就讀的台中一中,是個相當放任自由的學校,沒有能力分班,也沒有性向分組,高二時「隨你的便」,把「想」讀文組的學生編成幾班,高三時,又「隨你的便」,把「想」讀丙組的人再編成幾班。


我是甲組班畢業的,但因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,而報考丙組,自行到教務組「更換」大專聯考報名表。在報名時,有位老師看到我的報名表和同學不一樣,他借過去看,看到我填的志願表,搖搖頭,但「不置一辭」。結果我雖考上了第一志願,但畢業後 卻跟我 太太一樣在從事文化事業工作。


表面上看來,我太太是「一帆風順」,而我則是「一波三折」。在求學階段中,我 一直不太瞭解自己的「性向」或者「興趣」是怎麼一回事,而學校也不來個什麼「測驗」,指示我「應該」朝那個方向發展。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台中一中,它雖沒有給我太多課業的複習及考試技巧,但它也沒有「剝奪」我什麼。


談到「性向」,我就不由得想起詩人里爾克(R.M.Rilke),他是繼歌德之後,最具國際性的德國詩人,他的詩集及一本有自傳色彩的小說《馬爾泰手記》在國內均有中譯本。里爾克是一個極具浪漫氣質的感傷主義者,文靜、瘦削而蒼白;他的父親是一名軍官,根本不理會里爾克是什麼「性向」,或者有什麼「興趣」,而在里爾克十來歲時,就硬把他送到聖波藤的初級軍事學校,想把他訓練成一個軍官。在耐心忍受四年強調紀律、敵視個性的住校生活後,又轉到另一所軍事學院。第五年時,因為體格受不了嚴厲緊張的訓練與生活,他的雙親只好讓他退學。


後來成為享譽國際詩人的里爾克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﹕「精神上的痛苦有甚於身體的痛苦」,他自覺如果不受那五年軍校生活壓抑的影響的話,他將不會變成後來的樣子(成年後的里爾克,心理方面有些困擾)。如果里爾克的父親當初先給他來個什麼「性向測驗」,讓里爾克去就讀符合其性向(譬如文史藝術)的學校,那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呢?這當然是無法回答的問題。


不過我們讀里爾克的詩,很容易即能感覺出某種不一樣的味道,他的詩雖也是感性的,但卻是精確、簡潔而內斂的感性。換句話說,是一種經過「軍事訓練洗擅」後的感性,也是一種令人讚賞的獨特的藝術形式。雖然里爾克自己抱怨在軍校生活中時間和精力的白費,但藝術評論家及精神分析家大抵認為,違反其志趣的軍校生活反而「平衡其極端的感性,使其思想更加精深,而開啟了他對人類困苦的特別瞭解」。


里爾克的一生,是頗符合「悲劇英雄」的某些要件的,他承擔了命運所加諸其身的橫阻與挫折,但最後起而反抗它,在他的「不幸」中同時彰顯了他做為一個人的「尊嚴」。但現代杜會是不想要「悲劇」,也不想要「英雄」的,它要預防「悲劇」的發生,要預防「所學與性向不符」的發生,而且愈早預防愈好。現在有各種方法告訴你「智力多少」、「性向如何」、「各系畢業生在幾年後的需求量多少」......總之,就是想事先告訴你「你應該走那條路」,怕你踏出「錯誤的第一步」,怕你白費時間和精力,將來學非所用,或不能學以致用。


其實一個人的性向很少是極端化的,一個人的興趣也很少只侷限於某一類的。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接受的是嚴格的醫學教育,但終其一生都既是科學家,亦是哲學家。根據他自己的解釋,他說﹕「我年輕的時候,有一種強烈的玄想傾向,但是我自己知很無情地把這種傾向抑制了」,他強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嚴格的科學上。


中年以後的佛洛伊德,又讓自己回到原來的興趣。「科學家的佛洛伊德」逐漸變成「哲學家的佛洛伊德」,到了晚年,他甚至選認為自己的行醫乃是「不務正業」。精神分析被稱為是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晶,正反映出佛洛伊德將他的兩種心性與興趣巧妙地結合在一起。


一個人走上了某條路,我們只有在他走到終點時,才知道他是走「對」了,還是走「錯」了。我們看史上傑出人物的傳記,可以發現不少人都是中途「改行」的,譬如後期印象派繪畫大師高更,他原是個銀行家;日本當代傑出的專業漫畫家手塚治蟲及專業作家安部公房,都是束京帝大醫科畢業的。十九世紀法國傑出的哲學家索雷爾,原是工程師,二十世紀的哲學天才維根斯坦,原來也是航空工程專家。


這些人後來的成就和他們原先「所學」不一樣,但以前走過的那條路如絕非走錯的冤枉路,並沒有白費時間和精力,因為他們以過去所受的訓練來看後來關注的事項,為這兩個看來不相稱(或者說「性向不合」吧!)的領域找到了「新關係」,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感受與新見地。譬如索雷爾和維根斯坦,他們都分別為當時的哲學注入了工程師格外看重的「精確」與「明晰」成份,而豐富了哲學的內涵,你能說他們當初唸工程、做工程師是「走錯了路」嗎?


我高中時代看王尚義的書,記得他曾寫過這樣的一個故事(大概是在《野鴿子的黃昏》裡)﹕一個醫科學生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,而在「是否轉系」的心理衝突中徬徨。當時覺得他這篇小說很感人,但當我大學要畢業時,卻體悟到那個故事是「無謂的濫情」。


接受了完整的醫學教育再去研究哲學不是也可以嗎?說不定可能有更好的成果呢!


(本文收錄於《失去的暴龍與青蛙》一書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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